观史｜泰西情报总站如何炼成

“边家院的敌，昨日由(yóu)大王庄回去向东向十余名(míng)，向泰安去敌伪百余名。”“东向鬼子十捌名伪军20名，轻机枪式挺重机(zhòngjī)一挺、指（掷）弹筒口口，炮一门，今日敌未出动。”“昨日湏城(chéng)敌人令百姓(bǎixìng)打扫房间，据汗（汉）奸传说有五县会剿可能，希注意。”这些文字，出自1940年3月泰西地下情报总站所收的一份密报。 一张薄纸(báozhǐ)，承载千钧之重；几行密字，可抵万军之力。如今(rújīn)，这份密报静静地躺在肥城市档案馆展厅中，依旧散发着当年紧张与肃杀的气息，并与其他九张泛黄甚至(shènzhì)残损的情报一同，让今人(jīnrén)得以管窥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一份泰西地下情报(qíngbào)总站所收的密报 战争(zhànzhēng)，不只是钢铁的碰撞，更是智慧的较量、信息的博弈，而情报正是这场博弈中最锋利的刃。1939年4月初，八路军一一五师在(zài)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领下，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挺进山东，进入泰肥山区。为加强泰肥地区对敌情报工作，实现对泰西(tàixī)各县情报站的统一(tǒngyī)领导(lǐngdǎo)，东进支队与(yǔ)中共泰西特委决定“磨刀(módāo)”——在泰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zhōngxīndìdài)组建情报总站，由东进支队、泰西军分区司令部及中共泰西特委三方统一领导，时任肥城四区（今属王庄镇）中共闫屯村地下党支部书记郭长灿接受了这一重任。 据郭长(guōzhǎng)灿回忆，当时四区区委委员桑德茂陪同侦察参谋袁振生来到他家，传达上级指示：在(zài)闫屯村设立情报总站(zǒngzhàn)，由郭长灿担任站长，负责筹建情报总站。郭长灿接受任务后，在全村党员中挑选了孙吉领、郭长甲、郭长信、庞甲廷(pángjiǎtíng)等同志为情报员，办公地点设在其(qí)住处，对外是镇公所，对内是情报总站。 总站成立以后，六支队(zhīduì)侦察参谋张建帮召集情报总站的(de)同志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肥城站站长(zhànzhǎng)陈杰、泰安站站长陈文英、东平站站长万金章、平阴站站长梁广印、长清站站长鲁超。会上，宣布(xuānbù)各县情报站改为分站，归总站领导，并明确郭长灿为总站站长。 情报总站的(de)建立，加强了整个泰西地区的情报侦察、收集和(hé)传递工作，及时、准确地为(dìwèi)我党我军提供了各类有价值的情报，对有效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9年12月，东进支队司令部为(wèi)加快各站的情报传递(chuándì)速度，并确保情报总站的安全，决定在总站开设一个自行车修理铺。这样，既能(néng)以修自行车为名作掩护，便于各站来往联系，又能加快情报传递速度。12月的一天，上级通知郭长灿前往司令部，侦察参谋张建帮接待了他，并带他与政委(zhèngwěi)石新安见面。石政委对他说：“为了使(shǐ)总站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司令部决定拨给(bōgěi)六百元（伪钞），开设自行车铺。你回去(huíqù)要抓紧筹备，越快越好。” 回去后，郭长灿立即与李云焕、曲振甲、项九渠等(děng)几位可靠(kěkào)同志，筹办起了自行车修理铺。各地的(de)情报人员就装扮成商人，以谈生意做买卖的名义往来于泰安、肥城、长清、平阴、宁阳、汶上等地，没多久就摸清了这些(zhèxiē)地方敌伪的分布情况，并绘制(huìzhì)了大量详尽的敌军工事部署图，为我军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如今(rújīn)，肥城市档案馆还珍藏着(zhe)泰西地下情报总站以“自行车铺”为掩护开展工作时使用的(de)部分工具，包括修理自行车使用的锉、活扳子、套丝扳及藏放情报的笔筒各(gè)一件，另外还珍藏着情报员使用的武器，一支手枪、三把七星短剑。 情报工作虽没有硝烟，却(què)处处是战场；没有号角(hàojiǎo)，却时刻在冲锋。1939年冬天，石横有(shíhéngyǒu)个叫郭长河(chánghé)(chánghé)的人，带着点心突然来郭长灿(guōzhǎngcàn)家认族亲。当时，郭长灿并未注意他。之后(zhīhòu)的一天下午，郭长灿接到“敌人准备扫荡”的情报后，去南场告诉动委会的同志们，此时正值我党的自卫队下操，儿童团在那里唱歌。郭长灿突然发现(fāxiàn)郭长河也在这里，不觉心里起疑，便悄悄上前观察，只见对方在人群(rénqún)里嘀咕了一阵。郭长灿一边往回走，一边思忖：这人肯定不是好人。正走着，迎头碰上武工队队长邵洪法同志领着地委书记袁振、组织部长万里和县工作队成员董志刚等从东边来了。 郭长(guōzhǎng)(guōzhǎng)灿向领导汇报了郭长河(chánghé)的突然来访和可疑之处，引起(qǐ)了同志们的注意。袁振问：“他走了吗？”郭长灿说：“还没有。”话音未落，郭长河进来了。万里同志先发制人，抽出枪来指住了郭长河的脑袋，喝令他不准(bùzhǔn)动。董志刚趁机找来了绳子(shéngzi)，把(bǎ)郭长河捆了个结实。经审问，郭长河供认他是敌人派来侦察我军情况的特务。这天晚上，为了安全起见，袁振和万里等同志转移到前于庄住了一夜。由于及早发现了敌情并采取了必要措施，避免了损失。 除了在本地活动，情报总站的同志还要“飞行”作战(zuòzhàn)。1940年3月，六支队首长决定拔除张店日伪据点(jùdiǎn)，以(yǐ)打击敌人(dírén)，巩固抗日根据地。在攻打张店日伪据点之前，平阴情报分站站长梁广印等几名情报员深入张店一带，侦察敌情，绘制了地图，为我(wǒ)战斗部队提供了可靠的情报。战斗打响后(hòu)，我方情报员又及时报告了敌人增援的情报。由于情报准确、及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此役打死(dǎsǐ)日军二十余名，并烧毁了日伪据点。此后，敌人再也不敢在张店安设据点。 1940年8月，泰西情报(qíngbào)站在初露锋芒后，频频利刃出鞘。当时，安驾庄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安驾庄据点的日(rì)伪军要在杨树林(yángshùlín)接运军用物资。与此同时，安临站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安临站的日伪军要运送军用物资到杨树林去，安驾庄和安临站的情报员都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内线”，情报比较准确(zhǔnquè)可靠，此情报随即被(bèi)送到军分区，首长们经过分析研究，决定在杨树林打一个歼灭战，以消灭敌人，缴获军用物资。此役由于情报准确，我军抓住战机，打死日军(rìjūn)四十余名，缴获轻、重机枪(zhòngjīqiāng)各一挺，军用物资二十余车。 情报网络仿佛一台机器，内有数个大小不一的齿轮在(zài)啮合，交替驱动。由于地下工作所特有的复杂性、危险性、秘密性，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较少。现在(xiànzài)的党史研究者(yánjiūzhě)只能从侧面还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和情报工作。目前能确定的是泰西情报站与(yǔ)济南(jǐnán)平阴、长清，泰安东、北两区的交通情报联络站保持联系。 1940年4月，郭长灿调六区任组织委员(wěiyuán)后，情报总站的(de)工作由庞甲廷(pángjiǎtíng)代理。时年，庞甲廷仅十八岁。不久，情报总站接到肥城、平阴、东平、宁阳、汶上五个(wǔgè)县关于敌人增加兵力、准备扫荡(sǎodàng)的情报。当天下午(xiàwǔ)，庞甲廷派十六岁的情报员李云焕去岈山我分区司令部和地委专署送情报。晚上八点左右又接到情报说，敌人已经出发。庞甲廷十分焦急，说：“出发的同志没有回来，不知(bùzhī)分区和地委接到我们的情报没有，真是急人！”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xià)，曲振甲挺身而出：“我去(qù)司令部。”他把情报放在车把里，飞车(fēichē)而去。第二天拂晓，又有情报说：东平夏谢的敌人(dírén)向东出发，宁阳的敌人向北运动，平阴的敌人向西南进军，肥城的敌人向南窜犯。 庞甲廷(pángjiǎtíng)急得浑身是汗，担心司令部(sīlìngbù)接不到情报。负责修理自行车的项九渠说：“我去(qù)司令部！”庞甲廷拉住他说：“你在这里看家，我去！”说罢骑车而(ér)去。庞甲廷刚走不久，李云焕(lǐyúnhuàn)汗流浃背地回来了，项九渠迎头便问：“司令部转移了吗？”李云焕上气不接下气(shàngqìbùjiēxiàqì)地说：“司令部接到我们的情报转移了，跳到敌人的圈子外面去了。”项九渠松了一口气。 李云焕(lǐyúnhuàn)没见到庞甲廷，急问：“甲廷呢？”项九渠说：“他刚走，去司令部了(le)(le)。”李云焕大惊失色道：“不好，东山上布满了敌人。”他二话不说，蹬上车子去追庞甲廷。他追到麻子峪山根，眼巴巴地看着敌人截住了庞甲廷。李云焕见势不好，掉转车头往回(huí)跑。敌人朝他开了枪(qiāng)，子弹在头上(tóushàng)呼啸而过。他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火力追击，沿着山沟飞奔而回。 敌人(rén)“扫荡”过后，党组织派人到战场收尸时，发现侦察员老牛、曲振甲和庞甲廷的尸体相距不远。后来得知，老牛和曲振甲是在完成任务返回总站的路上和敌人遭遇而牺牲。庞甲廷牺牲后，敌人从(cóng)他身上(shēnshàng)搜去情报，得知自行车铺是我党的情报站(qíngbàozhàn)。不久，敌人疯狂地破坏了我们(wǒmen)的情报站，抢走了车铺的全部财产，并捕去了情报员孙吉领(sūnjílǐng)和郝保森。 在情报站遭到破坏，情报员不幸牺牲的情况下，情报站的工作人员百折不挠，淬火成钢。1940年7月，组织派郭长灿重新组建情报总站后，很快恢复(huīfù)了泰西的情报网(qíngbàowǎng)。全体(quántǐ)情报人员不畏艰险、舍生忘死(shěshēngwàngsǐ)地工作，继续进行各项情报的收集、传递任务……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lúyù)）